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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习艺术,请回答2023|宋轶

宋轶 艺术世界 ArtReview
2024-08-29

不预设

No Pre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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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运营一个艺术机构其实是一个充分试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慢慢了解自己做艺术实践的语言特点,开始形成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更进一步细化了自己关心的议题方向。

无论从地理或智性层面而言,做过机构工作、杂志编辑、影像创作和艺术项目策划的宋轶“一直在路上”。作为行业里拥有较强行动力和号召力的角色,他也敏于事而慎于言,擅于从随时随地与不同背景人群进行的交流中发掘问题和疑议,从而使实践的面向更加多元和具有建设性。目前,宋轶是“激发研究所”的主理人,兼理位于广州青田村的档案空间“顶上云”处理中心(与顶上空间合作)和位于新疆昌吉市玛纳斯县的“天山吾斯塔”驻留项目(与赵大新、高鹏合作)。

进入艺术行业之后,我在长征空间工作期间可以算作主要的学习和实践当代艺术知识的时期。通过长征空间,我既接触到当时活跃在国内一线的诸多艺术家,也接触到2002年–2008年长征计划在国内和国际艺术行业存有的网络和文献资料,以及在国内做更广义的社会文化实践的机构和个人。虽然那个时候网络论坛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平台和社群,但是线下的学习和实践经验无疑是在长征空间工作期间积累的。长征计划在处理当代艺术的实践和理论、历史、其与当下社会语境的关系时,所拥有的那些实践、思考和灵感,几乎奠定了我认知当代艺术的一个基本方向。

后来,我在LEAP《艺术界》杂志从事媒体工作,这帮助我跳脱出了长征空间所固有的圈子和视角,带来了更宽广的视野,接触到更多重要的创作者和学者;在激发研究所的工作则是我走向独立策展的开始。独立运营一个艺术机构其实是一个充分试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慢慢了解自己做艺术实践的语言特点,开始形成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更进一步细化了自己关心的议题方向。同时还有一种重要的学习发生在与来中国做驻地的欧洲艺术家之间,激发研究所合作的驻地艺术家大多是我的同龄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个区间,有一定的成熟度,但又不是本国的艺术大腕。这让我感觉到我们有同样的不成熟之处,也在面对相似的困难。这种交流和相互学习很自然地具有平等的地位。

我曾在四川美术学院学习版画。当时川美教育的优势在于学校氛围,不迷信权威、反思的风气很重,比较有怀疑精神,也对当时比较前沿的艺术形式和思想有很强的探索欲望。但当时川美教学的问题是除了架上绘画的学院派训练,对于艺术更深刻的认知几乎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相应的教学系统性。结合我今年在国内其他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上课经验来看,国内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个院校独有的,而是普遍存在的教学体制和风气的问题。我认为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艺术教育都只能因材施教,不能炒大锅饭。而要做到这一点,以我作为一个四十岁男性的体力极限为参考,一个老师最多带五个学生为宜,且应该在师生之间有双向选择。然而,很明显,这些安排与中国现行的教学体制几乎完全是冲突的。另一方面,尽管存在着个别具有出众研究能力的同学,但整体来说,我很难感受到美术学院里有鼓励自主研究的风气,包括偏策展和艺术史的专业。如果说艺术专业院校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相对集中的师资力量,其他方面我并不觉得存在什么优势,哪怕似乎在美术学院容易看到更多的艺术展览。

就我个人而言,我离开学校之后的学习过程一直在继续,但它并没有以“组织”的形态出现,都是个体和朋友之间自发进行的。我理想中的艺术学校就是以几个人为小组自发形成若干小团队。所有有激情的人,都可以是这条路上的“同伴”——可能是因为我只考虑“有激情”这个因素,所以与朋友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学到很多意料之外的东西——很难概括具体有哪些,因为太不一样了,有的是在创作和工作中有相互启发,有的是最终发现某些意见相左,所以会略显尴尬,但依然保持远距离认可。我会尽可能不预设地大量接触来自不同语境之下的艺术家和研究者,越多越好,他们的差异越大、个体性越多元越好。在和他们面对面的接触过程中,我会从他们的自我表述中,感受、捕捉他们的思维逻辑,以及思维逻辑形成的原因。由此,也就必然会接触到大量我此前并不熟悉的知识和经验——这是我的自我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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